1955年9月27日，我军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授衔仪式，这一历史性时刻见证了开国上将军衔的授予，共有55位将领获得这一荣誉。随后，又增加了王建安和李聚奎两位，最终使得上将的数量达到了57人。而比上将更高一级的“开国大将”，则只授予了10位功勋卓著、资历过人的军事元勋。由于名额的限制，许多资历和战功极为显赫的上将，不得不“就低”授衔，他们被称为“三颗星的大将”。
1955年1月，为了授予开国大将的名额，中央军委提出了三种方案供讨论和审批。第一种方案只授予10位大将，这是最终被采纳的方案；第二种方案是授予15位，第三种方案则为22位。期间，15位的提案获得了广泛支持，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已有10位开国元帅，而大将级别略低于元帅，因此，适当增加授衔人数也显得合情合理。那么，那些比最终选定的10位大将多出来的5个人，分别是谁呢？他们分别是萧克、张宗逊、宋任穷、王震和周纯全。
展开剩余77%首先来看萧克上将。萧克在1955年授衔时成为了第一位上将，且有“萧克镇上将”之说。在那些对军衔分配有异议的将领中，常有人被告知“萧克同志的军衔是上将”，听到这一句话后，异议者便再也没有继续争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萧克深厚的革命资历。作为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以及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萧克的资历在所有的开国上将中是最为出色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八路军多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而在这些主力师中，只有萧克没有被评为元帅，其它的正副师长则普遍被授予了元帅军衔。因此，萧克被评为开国大将，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事实上，萧克的资历远超任何一位上将，他曾与贺龙并肩作战，解放战争时还辅佐林彪，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率部征战中南。萧克未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1955年评衔时一大意外。
接着是张宗逊。张宗逊身高一米八六，魁梧壮硕，年轻时曾是毛主席的贴身护卫。他参加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是与主席关系最为亲密的将领之一。张宗逊的军旅生涯可谓曲折辉煌，在解放战争中，他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地位仅次于彭德怀。1955年评衔前，张宗逊已经是我军总部的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的履历无疑应当获得大将军衔，然而他与同为西北部队出身的许光达相比，最后却只授予上将。许光达虽然与张宗逊同属西北军区，但解放战争期间，他的级别仅略高于张宗逊，最终许光达得到了大将军衔。
再来看宋任穷。宋任穷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结束时，他是红28军的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过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深厚的革命资历为他赢得了“准大将”的称号。尽管他后期的战功略逊一筹，未能获得大将军衔，但宋任穷建国后的工作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作为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之后，宋任穷还担任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震则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将军。他不仅是毛主席亲切称为“王胡子”的将领，还是第一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早在红军时期，王震便担任过红六军团政委，并在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359旅的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王震和许光达同为一野高级指挥员，但他的履历显然更为出色，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在中原突围战中的指挥成就，堪称一段经典历史。建国后，王震不仅积极参与边疆的平定和建设，还担任了农垦部部长，并最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副主席。这样一位全能型的将领，本应被授予开国大将，但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最后是周纯全，出生于湖北红安，曾任31军军长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因战争中受伤，他失去了右眼，但这并未影响他出色的军事能力和后勤才能。解放战争期间，周纯全担任四野后勤部长，为野战军的壮大和解放东北、关内的战斗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周纯全继续发挥其在后勤保障方面的才能，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他确保了前线后勤的充足供应，为中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支持。
这五位将领无论从资历、战功，还是革命贡献来看，都堪比开国大将。尽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在1955年只获得了上将军衔，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却无可置疑。最终，1955年的授衔中，虽然有些将领未能获得大将军衔，但这其中的军衔差异，充分反映了当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实际情况。至于许光达，虽然他在战功和资历上略逊于张宗逊和王震，但作为湘鄂西苏区的代表，最终他也成为了开国大将的第10位。虽然他仅享受上将级别的待遇，但依然是名副其实的军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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