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原创性贡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就包含一系列发展高水平市场经济的相关论述。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出，“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可见“社会主义”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关键。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影响深远，但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自由竞争向市场垄断的必然性、单个企业生产的有序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经济危机常态性，社会财富积累呈现出两极分化性，均表明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性与道德的假设前提下，掩盖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低水平动物本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更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顽疾，向高水平市场经济跃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经济体制方面的集中体现。
市场经济的形成
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产生离不开商品的出现。在早期社会分工分化之初，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出产品，产品经由交换开始向商品转变。随着商品及其交换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不断冲击着自然经济。当自然经济趋于瓦解，由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市场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一)市场经济萌芽阶段：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是早期的主要经济模式。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男女之间在生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第一次社会自然分工，传统群体性狩猎、采摘等集体劳动形式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过渡。在这一时期，有时会出现生产出的产品远超个人日常所需的情况，人们开始交换彼此产品，由于这种物物交换形式是原始且偶然发生的，“买”和“卖”的阶段也尚未分离，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仍以自然经济为主，这一交换的发生还只是以需要而非交换为目的。
商品经济由自然经济附属物向替代物演进。随着生产工具革新，铁锄、铁犁等生产工具的出现，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使得人们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农业和手工业在原始农业社会时期实现了第二次社会分工。产品种类和数量获得了质的提升，随着商品生产逐渐取代产品生产，商品经济开始冲击自然经济，人们逐渐体会到交换所带来的好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固定从事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人们以交换为生产目的，开始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开始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使用价值，得到与之相当价值的他人新产品，通过牺牲价值获得新产品使用价值，这一过程便是简单商品交换。随着分工不断细化，商品交易规模扩大，货币作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开始出现。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在物与物之中体现出来，商人等新的职业样态开始出现。商品经济也开始慢慢壮大，从自然经济的附属物逐渐开始向自然经济的替代品转变。
(二)商品经济最高阶段：市场经济
商品交换推动货币向资本转化。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持续进行，不过常常会因为个人对商品价值的主观差异而受到阻碍。基于此，人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持续充当商品价值标尺的一般等价物，并最终锚定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上。人们在交换过程中，虽然起点和终点在质上都是货币，但两者在量上却有着明显不同，其完整形式就变成了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值额，即马克思所言的剩余价值。正是这一增值过程，使得货币开始向资本转变，原本的货币占有者开始向资本家转变，货币交换也开始向货币流通乃至资本流通转变。此时，商品交换不再以简单的买和卖、舍弃价值以获得使用价值来满足需求为目的，而是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的。
商品交换扩大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通过各种方式调节市场中各个主体间的商品交换。并且，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工经济，市场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经济目标是保障和扩大商品交换顺利进行，以获取更多利润的经济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从产品到商品是实现“惊险的一跃”的关键，这一转变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的存在，因此相较于商品经济对劳动产品“商品化”的侧重，市场经济则更为强调劳动产品在市场中交易，更为侧重于市场在商品交换和流通等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这一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形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低水平顽疾
从私有制起源来看，其作为生产关系而言是会随着生产力发展变革而发展。当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构筑起资本主义社会时，一种以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实行完全占有的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私有制发展的新阶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蕴含着从自由向垄断的必然性、整个社会生产呈现无序性、经济危机爆发呈常态性以及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性。
(一)自由向垄断必然性
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为圭臬，高度赞赏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主张它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完美和谐社会中，通过自行调节来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基于此，他们提出要实行自由放任、去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为中心。市场以价格反映产品稀缺度与供求关系，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引导企业将资源向产品稀缺的部门进行配置。同时，通过自由竞争所创造出的差额价值，刺激企业不断推进生产创新，从而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作用下，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国民经济得到蓬勃发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演变。资本逐利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保障私有财产合法性的影响下，资本家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开始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目的。为了能够获得自由竞争中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利润，少数大企业开始借由其本身坐拥着雄厚的资本，广泛地实行技术变革和应用，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充分和低价占有，私人垄断开始在生产资料领域形成。最为突出的便是在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形成的由少数大企业垄断的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
(二)整个社会生产无序性
为了能够追求超额利润，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完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企业内部的管理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但与之相对的，随着竞争为垄断所取代，整个市场运行机制不再由价值规律而为垄断权力所取代，整个社会生产完全为垄断组织所掌控，价值规律的调节呈现出盲目性和滞后性，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随着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现，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受垄断影响出现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商品销售受到阻碍，资本家利益受到损害。加之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复苏要求复杂科技研发和公共事业发展，这需要巨大成本投入，而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影响下，无力且不愿承担，由此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始终无法得到解决，私人垄断企业内部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和恶化。
(三)经济危机爆发常态性
社会生产的进行以两大部类的协调为前提。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马克思根据商品进入消费领域的不同，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生产资料的部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保持两大部类在比例关系上的稳定性，在扩大再生产中，则要求第一部类生产的资料要在满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必需生产资料基础上还有剩余，同时第二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也要在满足两大部类资本家和原来工人的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有所剩余。因此，两大部类之间也必须遵循着这样一个等量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利润追求致使两大部类比例失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过分攫取，为了能够以最少预付成本获得最高利润率，资本家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下的对抗性分配关系，剥削和掠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仅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机器取代人”，创造出大量产业后备军加剧工人竞争，还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工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管齐下压低工人工资，迫使广大劳动人民只能不断缩小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两大部类比例严重失衡，商品生产与消费矛盾经常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在市场供给层面具有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在剥削之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突出困境。当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时，就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候经济危机便无可避免了。
(四)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性
伴随着资本积累和集中程度的持续提升，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少数资本家占有。一方面，资本家通过绝对话语权降低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造成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劳动是财富创造的价值源泉。在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工人的劳动创造出的社会价值总量被称为国民收入，这些国民收入需要按比例分配给工人与资本家，用以维持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资本家所具有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在分配中具有绝对权力，从而能够不断降低工人占比。另一方面，恶劣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通过不断推进劳动资料革新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其结果导致机器在工厂大量运用。其挤出效应引发社会相对过剩人口持续增加、工人工资水平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工人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日趋恶化。
市场经济由私有制
向公有制演进的必然性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市场经济作为在商品交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历史产物，在无产阶级推翻私有制之后，会随着商品消亡而消亡。因此，似乎公有制下不存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原意果真如此吗？马克思所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失论有一定的历史前提。马克思对于公有制下的商品和市场的消亡，是以商品和市场的消亡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支撑。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力发展到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
(一)私有制是低水平市场经济源头
私有制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基础根源。然而，劳动的发生需要具备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者三要素。前两者可以通过购买和掠夺获取，而后者则必须由劳动者自愿出卖其劳动力商品获得。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致使劳动者除了自身劳动力一无所有。当资本家预付的劳动力价值小于劳动者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时，两者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
私有制下的资本家剩余价值追逐导致财富的“马太效应”。在对剩余价值无限渴求的欲望推动下，个别资本家开始通过实行垄断或技术革新等手段，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随着超额利润出现，为了提升利润，资本家会不断扩大商品生产。但价值规律调节存在滞后性，大量商品涌入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商品交换无门，私人劳动成果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社会生产便呈现出无序性，失业增加，相对过剩人口增多，现有在岗工人劳动过度、工资下降。大量过剩人口为资本家剥削提供了充足人身材料，对于在岗工人而言，想要获得稳定工作，就必须更加勤勉。而对于资本家而言，“‘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工人工资的下降，导致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无限扩大的生产持续缩小，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便作为强制调节手段爆发了。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发生，由此，财富在资本一方积累，贫困在劳动一方积累，社会将呈现两极分化的失衡局面。可见，垄断的必然性、生产的无序性、经济危机常态性以及两极分化性，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低水平”特征，其背后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公有制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前提
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诚如马克思所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呼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这一判断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因为生产规模扩大、分工协作精细等现实需要，而逐渐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相冲突。可见，私有制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会催生其内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公有制必将作为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为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而出现。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市场经济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前提。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公有制批判继承了私有制的优势，同时兼具着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因此，私有制本身只在乎剥削的效率。在公有制下，由于生产资料归集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因而其所生产的社会财富采取按劳甚至按需分配形式。劳动者的个人生存与生活需要得到充分保障，社会两极分化缓解。按照马克思的构想，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将成为必然要求。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水平表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创新。一方面，摆脱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一切”的市场决定论窠臼，从理论源头破除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谬论；另一方面，党中央领导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避免了市场的无序性与经济危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调性保证了效率与公平；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避免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下的两极分化。
(一)党中央宏观经济治理的科学性
在《文选》的《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集中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就政策制定而言，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发挥引领与推动作用；就目标体系而言，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更加多元，既兼顾传统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高速稳定发展目标，又囊括经济发展中的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等问题；就治理方式而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全方面覆盖、系统性协调的治理格局。
当前宏观经济治理已然形成以“中央—地方”纵向传导机制、多部门协调参与的横向实践机制和“财政—货币”二元实施手段。首先，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形成了“党中央集中决策—中央财经委员会部署—下级党委执行”以及“党中央集中决策—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央行政机关部署—地方政府执行”的双轨传导机制，在经济治理方面具有更加完备的信息传递与协调机制，能够有效把握市场重大动向，防范重大风险。其次，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在最大程度发挥了“协调各方”优势，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有效协调区域、产业、内外等维度关系。通过区域战略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双循环对外开放格局构建等政策制定与战略部署，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塑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
(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调性
在《文选》的《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较之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无限度追逐剩余价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两极分化。西方市场经济所构建的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运行模式，市场无所不能，政府可有可无；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种“强政府+弱市场”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生产实行集中统一调配，商品交换受到限制，市场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政府无所不能，市场可有可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致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扬弃西方及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与生产力发展实际，作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重要论断，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实现市场与政府职能互补、有机统一。
有为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秉持人民至上价值原则。市场天生具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性、生产的盲目性、调整的滞后性。一方面，有为政府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效率优先。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做好市场前置引导，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缺陷的事后损失。此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信用经济，政府需要为市场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有为政府需要兼顾公平，市场信奉的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日益贫困，这就需要有为政府秉持人民至上价值观，通过其转移支付、政策制定等手段，大力推进包含养老、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建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
有效市场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有效市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对有效市场做了非常精准的界定，社会生产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效益最好的部门或企业，这方面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在实践中，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经济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实行良性竞争，推动企业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等作用。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实行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立完备的市场监管体制。同时，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政府“放管服”改革，确保市场中各类主体平等竞争、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公平配置。
(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前提性
在《文选》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做大蛋糕”，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多元庞大的商品供给；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按劳分配制度能够有效“分好蛋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扩大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共同富裕是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保持基本平衡。生产者(如厂商)将其商品基本销售完毕，回收资金，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消费者(如工人)得到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消费。如此循环往复，生产—消费过程顺利进行，整个社会生产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但是要保持这种状态，需要广大消费者(如工人)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广大消费者何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呢？唯有共同富裕，让最广大的群众拥有足够的财富，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方能使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循环往复下去。
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的宿命。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为资本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在温饱线徘徊。企业在外部竞争压力之下，生产了大量的商品，但是在少数人口控制绝大部分财富的情况下，“生产的相对过剩与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成了无解之题。这种矛盾积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暂时中断商品生产。“两极分化”以及“经济危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如影随形。
【作者刘勇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梦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贫困农户金融能力提升路径研究”(20BJY16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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